一口气就能读完的大明史:张居正改革大获成功最后反被抄家海瑞的

时间:2019-10-03  点击次数:   

  原标题:一口气就能读完的大明史:张居正改革大获成功,最后反被抄家,海瑞的点评亮了

  张居正,嘉靖二十六年进士,万历初年(1573)成为内阁首辅,是一个可以与唐代杨炎、宋代王安石相提并论的人物。与杨炎、王安石一样,张居正也以擅长理财著称:隆庆年间,太仓几乎年年亏空二三百万两白银;万历十年,张居正死的时候,太仓存银已高达四百万两,粮食可供此后数年之用。

  《国榷》将当时的情况誉为“海内肃清、四夷慑服”。此前和此后大明都从未有过如此强盛的国势。

  如此成绩,张居正身后的评价同样毁誉参半,有人将他称为“宰相之杰”“旷古之奇”“救时宰相”,也有人说他“专权搜证”“自作威福”“苛察”“扰民”。自张居正去世,这场争论已经延续了四百多年,世事轮回,直至今日仍然“迄无定评”。

  在政治上,张居正推行“考成法”,考成法就是考察官吏政绩的办法,具体的做法是在各衙门设置三本簿籍,第一本用来登记本衙门内所有来往公文和办理的公务,作为衙门的底册,然后将上级无须考察的项目剔除,再编辑两本同样的簿籍,一本交予六部相应的六科备注,完成一件注销一件,一本送内阁,以备阁臣随时考察六科和六部的事务。京官六年一考,地方官两年一考。“考成法”实现了由内阁控制六科,六科督察六部,六部督察地方藩、臬等司及抚按官,再以两司督察府州县官的考成体系的构架,其体系中最巧妙之处在于利用六科监察六部,用品级低的官员监督高官,甚至弹劾高官,这本是明代的传统,绝非形式,值得后世学习。为了明确考核指标,张居正的办法是丈量土地、核查财产,向富人征税。太仓年亏空,完全是因为有钱人通过各种名目掠夺小民土地(曰飞访、曰影射、曰养号、曰挂虚、曰过都、曰受献...),掠夺土地又隐瞒土地。洪武二十一年天下尚有土团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正德年间朝廷可以征税的土地已经不足四百万顷,隆庆年间这种情况愈演愈烈,无一亩田者居然要负担七八十亩土地的税收,富者种无粮之地,贫者输无地之粮!

  如果豪富之家膏腴之地跨连郡邑,编户末民无衣无食却要负担绝大部分田赋,人们焉能不逃亡山林转为盗贼?“向富人征税”只是遏制土地兼并的手段之一,也并非张居正首创。唐朝的杨炎曾经推行“两税法”,试图“唯以资产为宗”向富人征税,然而,大土地所有者本身就是封建官僚,又怎么可能依靠这些人自己剥夺自己的财富?杨炎的改革根本就不具备最基本的社会条件,最终杨炎本人也被唐德宗赐死。

  跟杨炎相比,张居正还是有底气的,张居正有杨炎等人不可能具备的一个特征:杨炎只是宰相,张居正却拥有绝对权力。

  皇帝是中国古代理论上的最高统治者,也只停留在理论上,事实上经常有人不把皇帝当干部。在张居正眼中,皇帝就是一个傀儡,有一次张居正让万历皇帝读《论语》,这个十岁的儿童把“色勃如也”读成“色背如也”,结果,张居正怒吼一声:这个字应该读“勃”!万历皇帝居然吓得抖如筛糠。于万历皇帝而言,张居正基本类似于狼外婆之类的狠角色,李太后在教育万历皇帝的时候就经常把张居正挂在嘴边:使张先生闻,奈何?

  按照张居正自己的说法,吾非相,乃摄也!这句话的意思摆在当时其实足以杀头了,张居正早就看不上宰相这个头衔了(虽然他实际上连宰相都不是),而是要当摄政—真正的皇帝!

  摄政至高无上的位置赋予了张居正绝对权力,所以,他才能清丈土地并剿灭一切反对者!万历五年(1577),大明开始重新丈量土地、清查户口,无论封疆大吏、勋臣贵戚还是皇室王爷,必须交出匿藏的土地;否则,你再牛,总牛不过张摄政,无论官至几品都要把你发去戍边!万历九年(1581),国家在册土地扩大到七百多万顷,达到了刘瑾整理军屯以来的最高水平。

  在军事方面,张居正重用骁勇善战的儒将戚继光和李成梁,张居正给了他们在前线极大的自主权和高官厚爵。李成梁一生大小三十余战,绝大多数都是教科书式的以少胜多的战例,极大地瓦解和分化了北方少数民族对于明朝北部边境的侵犯。戚继光早年在东部沿海和俞大猷一起抗击倭寇,平定了东南沿海的海盗,张居正改革期间,总兵蓟州,和李成梁一起大打击了蒙古部落的实力,为国内的改革创造了和平的环境。此外,戚继光还不断修筑北边已经破败的长城,对于抵抗外敌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一条鞭法”又称“条编法”,其主要内容有:统一役法,并部分地“摊丁入地”。把原来的里甲、均徭、杂泛等项徭役合并为一,不再区别银差和力役,一律征银。一般民人不再亲自出力役,官府需要的力役,则拿钱雇人应差。向百姓征收的役银也不再像过去按照户、丁来出,而是按照丁数和地亩来出,即把丁役部分地摊到土地里征收,这就是所谓“摊丁入地”;田赋及其他土页方物一律征银;以县为单位计算赋役数目;赋役银由地方官直接征收,以减少各种弊病。一条鞭法的实行,在中国赋役制度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一条鞭法”的推行,使明政府的岁入有了显著的增加,财政经济状况也有不少改善。国库储备的粮食多达一千三百多万石,可供五六年食用,比起嘉靖年间国库存粮不够一年用的情况,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水利方面,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推荐、起用先前总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驯治理黄河、淮河,并兼治运河。潘季驯在治河中贯串了“筑堤束沙,以水攻沙”的原则,很快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万历七年(1579)二月,河工告成,河、淮分流,计费不足五十万两,为工部节省资金二十四万两。徐州、淮安之间八百余里的长堤蜿蜒,河水安流其间。因而,“田庐皆尽已出,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黄河得到治理,漕船也可直达北京,“河上万艘得捷于灌输入大司农矣”。

  张居正的全面改革,旨在解决明朝两百余年发展中所积留下来的各种问题,以巩固明朝政权,挽救明朝统治的危机。他从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整顿,尤重于经济的改革,企图扭转嘉靖、隆庆以来政治腐败、边防松弛和民穷财竭的局面,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国家财政收入增加,边境安宁,万历初年明朝一度有了“中兴”的景象。虽然在张居正死后,一些改革措施便遭到了破坏,比如考成法,可是另一些改革措施比如“一条鞭法”,或多或少地被保持了下来,甚至延续到了清朝(清代“摊丁入亩”改革是“一条鞭法”改革的延续)。

  张居正取得如此成绩,最终却在身后被万历皇帝朱翊钧抄家,到底为什么君臣之间有如此悲剧呢?

  张居正一生为国任劳任怨,竟然换来如此结局,主要原因当是朱翊钧以及政敌的报复心理。幸运的是,明熹宗天启年间,张居正被平反,其种名誉也逐渐恢复。

  朱翊钧登基后,因年幼,不能亲政,张居正把持朝政,功高盖主。但是,张居正的忠心是毋庸置疑的。帝师,是张居正的另一个身份,他为小皇帝制定了详细的日程安排,包括早朝与讲读等各项事宜。张居正的辅导和关怀,可以用无微不至来形容。大到朝廷政事之道,小到宫中细节,张居正都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地给小皇帝讲解。

  自从神宗继位以来,朝廷之事皆不用他插手,张居正像一只勤劳的小蜜蜂,均一办理妥当,神宗倒也乐得自在。只是随着小皇帝年纪渐渐长大,心理上的微妙变化也随之产生,以至于开始滋生一股仇恨。

  对神宗来说,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找点事做,可也没什么正事可做,他便喝起酒来,没想到,一喝就上瘾了,他渐渐喜欢上这种飘飘欲仙的感觉。为此,张居正曾好好地给他上过政治课,劝他快点戒掉。神宗毕竟长大了,翅膀硬了,对张居正也敢反抗了。他没有戒酒,反倒愈演愈烈,发展到后来还惹出了事端。万历八年(1580)的某天,喝得不省人事的神宗命人痛打了太监冯保的养子一顿,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此事被冯保告诉了李太后。

  李太后将张居正唤来,扬言要张居正学习东汉的霍光,为天下人除害,废掉这不争气的皇帝,改立神宗的弟弟潞王为帝。神宗被吓得一把鼻涕一把泪,赶紧磕头认罪。后来此事以张居正替神宗写了篇罪己诏收场,神宗渐成熟的心灵,片刻之间发生了巨变。

  日月如梭,十年过去了。神宗已长大成人,到了可以亲政的年纪。神宗小的时候,自是乐于张居正当政,而今他急于享受手握权力的快感,而张居正却大权独揽,所以目前具体回购时间及金额存在不确定性。。这大权本是他神宗所有。神宗的皇权遭遇了张居正的相权,冲突一触而发。

  还有,张居正平日里对神宗甚是严格,神宗越来越反感,这种不满日益积累,仇恨也与日俱增。

  仇恨的种子一旦生根发芽,这二人便貌合神离,已经背道而驰,渐行渐远。当年彼此之间的关怀与敬爱,烟消云散,不复存在。

  而张居正的地位稳如磐石,以神宗之力,想扳倒他,简直是不可能。恰好在这时,张居正得了痔疮,病倒了,一连在床上躺了三个月,病情仍不见好转。

  痔疮,在现在来看不算什么大病,就算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也断不会要了人命。但这个人是张居正,不可一世的张居正,权力在握,一切都有可能。是的,痔疮虽小,却也会致命,纵然你有倾国之权势,却奈何不了一个小的痔疮。

  张居正在床上躺了三个月,他心急,食不甘,寝不寐,这痔疮就是好不了,越是好不了,他越是急。张居正等不了,太多的事情让他不放心。朝中不能没有他,看看那些蠢欲动很不安分的反对派,张居正哪里还有心情躺着养病?让张居正担忧的是,十年改革初见成效,大明王朝正生机盎然,大步走向正轨。可是,潜伏的敌人时刻伺机而动,想推翻张居正的新政。

  如此一来,一生的心血就会付诸东流,张居正不允许这样的结局出现。眼下,是做决定的时候了。

  这天,宫里的御医云集于张居正府宅,个个眉头紧蹙,打算商量个好的方案。张居正命令他们给自己做好割除痔疮的手术,以斩草除根,永绝后患。但是,看众御医紧锁的眉头,便能知道御医们没有十足的把握,成功与否,就看天意了。

  张居正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上天,只是上天没有眷顾张居正。手术使他元气大伤,张居正再也起不来了,御医们终究是回天无力。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撒手人寰,这年张居正五十八岁。

  以上是张居正之死的一种说法。张居正的死,有人欢喜有人愁。在这悲喜交加的时刻,表面上的功夫总是要做的,神宗为之辍朝,并赐谥号“文忠”,赠“上柱国”。张居正的葬礼办得很是奢华,阴间的他仍享受在世间的一切富贵。

  只是,张居正尸骨未寒之际,一场针对他的风暴袭来了。神宗的报复拉开了帷幕,首先遭殃的是张居正的亲信。张居正重用的一批官员要么被撤职,要么被弃市,无一有好下场。

  司礼监太监冯保,是个重点清算对象。江西道御史李植上书弹劾冯保,列举其十二大罪,随后,查抄冯保家产,并把他发配到南京守陵。冯保的弟冯佑、侄子冯邦宁也受到牵连,这二人都是都督,被削职以后又遭逮捕,最终死在狱中。

  张居正的家属自然也不能幸免,饿死的、自杀的、流放的、逃亡的皆有,其悲壮无不让人心生感慨。一国权臣,生前是何等风光,竟然落得如此可悲下场。如果张居正泉下有知,他该是怎样的无奈。

  张居正的新政,是另一个攻击的对象。所谓人亡政息,众多小丑粉墨登场。张居正在万历六年(1578),以户部颁发的《清丈条例》为依据,开始对全国的大部分土地进行清丈,到万历八年清丈完毕。这一行为,可谓让张居正成为众矢之的。因为此举清丈出大量皇亲贵族和官僚地主隐匿的兼并土地,如此一来他们要上缴的赋税就会增加,这对于打击地主豪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有着积极意义。毋庸置疑,张居正的敌人阵营正一日壮大。如今,在这个千载难逢的时刻,是落井下石的时候了,有冤的喊冤,有仇的报仇,跟一个已经死去的人斗争,准保有赢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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