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改革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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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居正改革是明中期,亦即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一次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关系领域的全面而较深刻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深远影响,至今仍启迪人们的心扉,激励人们沿着改革开放的大道,稳健前进。

  明王朝经过两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到了嘉靖年间已是百病丛生,危机四伏。紫禁城里每日设坛修醮,青烟缭绕。幻想长生不死的嘉靖皇帝陶醉于《庆云颂》的华面词藻,闭着眼睛将朝政托付给奸相严嵩。严嵩父子趁机为非作歹,贪赃枉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平民出身的内阁首辅(宰相)张居正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勃勃生机。张居正也应其巨大的历史功绩而被后世誉为“宰相之杰”。

  张居正出生和活动在明代嘉靖、隆庆和万历年间,这是手工业、商业空前活跃的时期,同时也是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复杂的时期。从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看,自明初创立卫厂机构以来,宦官的权力骤然膨胀了起来,他们掌握了“批红”权,成为皇帝的代言人,又可出任京营和各镇的监军,能控制部分军队。这样至明中期,随着宦官势力的恶性发展,权倾朝野,使得当时政治十分混乱和黑暗。在此同时,吏治腐败,内阁倾轧,朝政也就更加动荡不安。明中叶后,土地高度集中,严重地阻碍着农村经济的发展。由于皇亲贵戚、大官僚大地主享有特权,兼并土地,逃避赋税,直接减少了明王朝的税田额,政府财政危机日益突出严重。如据《明史·食货志》等有关史籍记载,嘉靖时,每年收入田赋约银二百万两,而支出,多者超过五百万,“岁入不能充岁出之半”。自嘉靖七年(1528)至隆庆元年(1567)的四十年间,明王朝每年要亏空二三百万两(银),而隆庆元年这年,太仓仅存一百三十五万两,只充三个月的开支。

  公元农历五月的一天,病得很重,自知离死期不远的明穆宗,叫太监扶他靠坐在御榻上,召来大臣高拱、张居正等,当着皇后与太子的面,嘱托他们几人,在他死后,尽心辅佐十岁的皇太子朱翊钧做皇帝,管好国家大事。

  张居正,生于公元1525年5月24日,卒于公元1582年7月09日。5岁入学,7岁能通六经大义,12岁考 中了秀才,13岁时就参加了乡试,写了一篇非常漂亮的文章,只因湖广巡抚顾辚有意让张居正多磨练几年,才未中举。16岁中了举人,23岁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由编修官至侍讲学士令翰林事。隆庆元年(1567年)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隆庆时与高拱并为宰辅,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万历初年,代高拱为首辅。当时明神宗年幼,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张居正主持裁决, 前后当国10年,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收到一定成效。他清查地主隐瞒的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改变赋税制度,使明朝政府的财政状况有所改善;用名将戚继光李成梁等练兵,加强北部边防,整饬边镇防务;用凌云翼殷正茂等平定南方少数民族叛乱。用潘季驯主持浚治黄淮,亦颇有成效。万历十年(1582年)卒,赠上柱国,谥文忠。死后不久即被宦官张诚及守旧官僚所攻讦,籍其家;至天启二年方恢复名誉。著有《张太岳集》、《书经直解》等。

  明世宗时就提出过政治改革建议。明穆宗时得到重用,再次提出强化朝廷政令、提高行政效率、重用人才、打击豪强,加强边防等改革措施。又与高拱等人任用名将谭纶戚继光,切实加强了北方的战备,成功地与俺答汗达成互市协议,使北方边塞保持了数十年的和平。

  当上“顾命(接受辅助幼主的重托)大臣”的张居正,首先利用太监冯保,排挤掉同僚高拱,自己做了首辅,独掌内阁的大权,然后锐意实施改革。

  张居正非常注重对小皇帝的教育培养,为他安排好讲解经书与上朝听政的时间,按时进行,不得随便耽误。张居正亲自为小皇帝讲解,但他不像一般皇帝老师那样,照本宣科,而是善于结合实际,进行启发教育。

  一次,张居正讲了宋仁宗不喜欢佩带珠宝玉器的故事,小皇帝接着就说:“是呀,应当把贤德有才能的大臣当做宝贝,珠宝玉器对治理国家有什么益处呢?”

  张居正跟着启发说:“陛下说得很对,还有,圣明的国君都重视粮食,不看重珠玉。粮食可以养人,珠玉既不能御寒,又不能充饥。”

  小皇帝高兴地说:“很对,很对。宫妃们都喜欢穿衣打扮,我就要减掉她们的费用。”

  张居正亲自编了本《帝鉴图说》,选出一百多个古代皇帝治理国家的故事,配上生动的插图,送给小皇帝看。明神宗一页一页地翻,看得津津有味,张居正则在一旁指点。后来,他还让人将明太祖创业的事迹、讲话、文告等编辑成书,分为“创业艰难”、“励精图治”、“劝学”、“亲贤臣”、“去奸邪”等四十项内容,给明神宗学习。

  张居正还把对小皇帝的教育与政治改革结合起来。有一年夏天,辽东方面传来警报,说是二十多万敌人骑兵将向边塞进犯。神宗非常吃惊。张居正分析说,夏天不是北方游牧部落打仗的季节,敌军不可能南下侵犯。不久,果然传来报告,说是没有那么多敌人,已经没有危险了。为此,上上下下的人又感到高枕无忧了。张居正却认真地对明神宗说:“我们并不了解敌人的真实动向,却因为一个假警报,就乱得一塌糊涂。次数多了,大家一定麻痹大意。万一敌人真正打来了,军队没有防备,那才真要出大事哩。这说明一些官员、将领平时就贪生怕死、麻痹大意,一旦有事,又惊惶失措。请陛下下旨整顿军队,加强战备,注重了解敌情。”

  张居正停了一下,又说:“据臣下了解,边塞上有许多士兵口粮接不上,如何能打仗?请陛下命兵部尽快发放口粮,让饥饿的士兵们吃上饱饭才是。”在张居正的主持下,明朝北方的边塞部队,一边守卫,一边屯田,装备、训练都有改善,防御工事得到加固,还收复过一些失地。

  明神宗对张居正非常信服、尊敬,甚至畏惧,他称张居正为“元辅”、“太师”、“先生”。有一次,读《论语》,有个“勃”字,小皇帝读成“背”(bèi)字音,张居正在边上,严厉地纠正说:“要读‘勃’(bó)!”小皇帝和太监都被吓一跳。

  得到皇帝和皇太后的支持,张居正的改革,取得相当成效,范围涉及用人、行政军事边防商业水利等方面。

  经过改革,官僚机构精简,腐败风气受到遏制,有才能的人得到使用,行政支出减少,效率有所提高。张居正最重要的改革成就是实行了清丈田地,推行一条鞭法。

  明朝中期,大量土地被皇亲国戚、豪强地主兼并农民贫困,而国家的赋税却收不上来。张居正针对这种状况,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丈量土地,清理皇亲国戚、豪强地主多占的土地,开辟国家赋税的来源,严厉地打击抗拒者。在全国清查出隐瞒的土地竟有一百四十七万多顷。

  张居正将各县州府的赋税和劳役合并起来,按照实际占有的土地,折合成银两征收,就像将几根绳子编结在一起,所以叫“一条鞭法”。这个办法的实行,国家赋税有所增加,而一般农民的负担则减轻了。

  张居正还大胆起用治水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淮河,疏通水道,堵塞缺口,减轻了黄河、淮河下游的水患,使运输和农业生产都受到益处。

  这十年成效得来并非易事,一事一议都历经艰难。这不仅是因为改革要触动豪强权贵的利益遭到顽强的抵制,还因为封建体制发展到明后期,已经衰老而僵化,能允许改革的余地已经非常狭小。地主阶级走向下坡路的人情世态,因循守旧,姑息偷安,容不下哪怕很小的变动,稍许更新,也不易为现实所接受,连反对张居正的著名文人王世贞也不得不承认:“文吏不习见祖宗制,创闻以为骇而不便者,相率而为怨谤。”对此张居正有敏锐的感受,他说:“明兴二百余年矣!人乐于因循,事趋于苦窳,又近年以来,习尚尤靡,至是非毁誉,纷纷无所归究。”

  当此因循难振之时只有顽强破除积习,才能打开局面。海瑞秉公执法,遭受非难,他致函表示要力摧浮谣之议,褒奖奉法之臣。在惩办一批庸官贪吏之际,有人攻击他“执事太严”,借口雷击端门,胡说上天降灾,要求撤消新政,他鄙夷地申斥:“皆宋时奸臣卖国之余习,老儒臭腐之迂谈。”宣称必须重处肇事者,以定国策,把他们削职、戍边,论罪下狱。由于对反改革的势力无情反击,所以能消除阻力,把新政引向前进。

  但是,利益受到损害的大官僚大地主对张居正恨之入骨。公元1577年,张居正的父亲去世。因为改革的需要,张居正经过明神宗批准,利用“夺情”特例,没有按照当时礼制,离职回家守孝三年。于是他遭到那些怀恨他的官员,还有一些读书人的攻击。直到明神宗直接干涉,事情才暂时平息。

  可是,随着明神宗渐渐成人,他不再能忍耐张居正严厉的管束,在内心里滋生了怨恨。

  公元年,张居正病逝。当初被压制的反对者将所有的愤恨都发泄出来,攻击他专横跋扈,聚敛钱财。于是,明神宗批准削去张居正所有官爵,抄了他的家。但张居正家及他所有子女、兄弟、侄子家的财产合起来,还不到严嵩家财的二十分之一。张家子孙十多口人,被抄家者关在空屋子里饿死。张居正的改革,除“一条鞭法”外,全被废除。

  《明史·张居正传》以“尊主权、课吏治、信赏罚、一号令”概括了张居正施政。也就是说,张居正是在原有的政治框架中,通过强化控制、加强管理达到行政目的。张居正与同朝的大多数官僚治国理念并无不同,他的前任高拱,主张整饬吏治,加强边备、加强法制、加强理财,甚至自嘉靖后期以来的施政大都如此。张居正在政见上与高拱徐阶等人相比没有什么高明之处,只是他比那些人更强悍,更有政治手段,因而执行起来也更有成效。正因此,张居正在当时才得到普遍的赞扬。

  张居正最值得炫耀的事就是所谓“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不加赋如何国用足?因为核准征收赋税的土地增加了,这主要得益于清丈土地。从根本上说,当时国家财富的增加并不是由于生产力的提高,而是因为官府控制的征收赋税的土地增加了。无疑,就征收总量而言确实是加了赋的,而且这些赋税最后的实际承担者还是普通农民,地主有的是办法把他们的负担转嫁到普通农民身上。

  还有,万历头十年的振兴,也并非完全是因为张居正一当了首辅就立竿见影,当时所谓“中外乂安,海内殷阜”,在很大程度上是收获了从嘉靖到隆庆年间所栽种的果实,是从徐阶到高拱等一系列能臣多年努力的结果。张居正的历史作用被夸大了。

  至于一条鞭法的推行,张居正从中得到了过多的荣誉,也有可议之处。一条鞭法的产生和推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非一人一时之功。首先,一条鞭法不是张居正创造的,它是从嘉靖初年到隆庆年间由潘季驯庞尚鹏、海瑞等人创立,先后在广东浙江等地推行并逐渐完善的。由于一条鞭法简化了赋役手续,便于操作,受到各地方官的欢迎,不少地方官热衷于推行一条鞭法,这种态势经嘉靖后期、隆庆年间一直延续到万历初年。张居正直到万历九年(1581)才提出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无疑,以张居正的身份,更利于一条鞭法的推行。但这也不过是顺势而行,“天下有不得不条鞭之势,张江陵不过因势而行之。”(《清经世文编》卷二十九,引自《明史研究论丛》第一辑任源祥文)张居正死于万历十年(1582),并且旋即遭到反攻清算,而此时一条鞭法的继续推行,就与张居正无关了。另外,一些人过大估计了一条鞭法的意义,说它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生发展云云。实际上,一条鞭法的主要意义在于简化征收手续。农民的负担并没有因此减轻。强行征收白银看似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实则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而加强专制控制,则是张居正执政的主要特征。这在施政理念上了无新意。强化专制权力,压制不同意见,做到令行禁止,不论皇帝专制,还是首辅专制,其目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万历七年(1579)正月戊辰,根据张居正的建议,朝廷下诏禁毁天下书院。“是时士大夫竞讲学,张居正特恶之,尽改各省书院为公廨。凡先后毁应天府等处书院六十四处。”(《明通鉴》卷六十七)

  禁止书院讲学,隆庆年间,在高拱等人的推动下就已经开始了。(《国榷》卷六十六,隆庆四年三月《禁提学宪臣聚徒讲学诏》)只是后来张居正的禁讲学更为严厉、更彻底。张居正在书信中有一篇夫子自道,他说:“(讲学)其徒侣众盛,异趋为事,大者摇撼朝廷,爽乱名实,小者匿蔽丑秽,趋利逃名。嘉隆之间,深被其祸,今犹未殄,此主持世教者所深忧也。”(《张太岳文集》卷二十九,答南司成屠平石论为学)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上《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指斥讲学是“群聚徒党”、“空谈废业”,造成各级官员“宁抗朝廷之明诏,而不敢挂流俗之谤议;宁坏公家之法纪,而不敢违私门之请托”,因此他力主“不许别创书院”。(《张太岳文集》卷三十九)

  讲学一事,不论就其内容而言,还是参与人员而言,都可以说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不过,士大夫对讲学趋之若鹜,各种新说层出不穷,就讲学活动本身和讲学内容的主流而言,它反映的是社会的进步。如果说,大臣们畏惧舆论,甚至不惜对抗诏旨,蔑视官法,更反映出民间思想的觉醒和舆论力量的强大,这在思想史、社会史、政治史上都被认为是进步,而且已经得到广泛的共识。然而,一些人为了拔高张居正,对他加强专制钳制舆论的事,不是不提就是轻描淡写。

  以往,评价者为了突出张居正受到的攻击,说他因是改革家,所以受到保守派的攻击,把他形容为“改革家没有好下场”的代表人物。其实是一种错位的评价。张居正的施政几乎没有受到多少批评,因为以强化专制为核心的政策符合统治者的利益,他所推行的一套政策在当时是被普遍接受的。

  张居正被批评的是贪权专权。明人沈德符批评张居正把自己比为历史上的霍光宇文护一类人物,说他“要挟圣主,如同婴孺,积忿许久而发。其得后祸已晚矣。”(《万历野获编》卷九)《明史》批评他“威柄之操,几于震主”。清朝四库馆臣评价张居正说:“要其振作有为之功,与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相掩。”近人邓之诚更明确指出张居正的“骄倨”,甚至“与人书自称孤或曰不榖。上表乞休,而曰拜手稽首归政。明明以摄自居。”(《中华二千年史》卷五,六,明代之政治)

  张居正被批评的还有个人操守和政治道德,包括勾结冯保阴谋打倒高拱,捏造案件陷害异己,贪恋权位,乃至奢侈自恣,科场作弊,等等。

  我不非难张居正的专权。在当时的体制下不专权就做不成事。而个人操守也不是我们评价政治家的主要依据。我们评价张居正,主要看他的政绩和影响。无疑,他是明朝历史上一位重要人物,具有传统政治家的优秀的政治品格。他曾说:“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真是大吕黄钟般的铮铮之言。他教育、辅佐幼主十年,弼成万历初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堪称一代良相。张居正利用专制权力,强化管理,振衰起弊,使明朝出现了短暂的中兴,是少有的治世能臣,是传统意义上的大政治家。

  张居正对旧制度修修补补,使其得到加固,如同给垂死的旧制度服了一剂强心剂,延缓了它的寿命。但是,通过加强专制巩固旧制度,是与当时迅猛发展的社会经济和思想解放潮流背道而驰的。所以,张居正死后,社会变迁的潮流如同洪水冲决堤岸,不可阻挡,明朝历史进入了转型期。张居正成了最后的卫道士,历史走向了他的反面。

  王世贞:“器满而骄,群小激之,虎负不可下, 鱼烂不复顾”,“没身之后,名秽家灭。”

  邹元标:“江陵功在社稷,过在身家,国尔之议,死而后已。谓之社稷臣,奚愧焉!”

  陈子龙:“江陵辅政十年,国帑余千余万”,“是时九边晏然,内库充积,后来五十年太平,此基之矣。”

  万斯同:“虽曰瑕不掩瑜,而瑕实甚矣”,“挟宫闱之势,以骄蹇无礼于其主”。

  柏 杨:“他没有公孙鞅当时的背景,和王安石所具有的道德声望,更没有触及到社会经济以及政治制度不合理的核心,他不过像一个只锯箭杆的外科医生一样,只对外在的已废弛了的纪律加以整饬。”

  樊树志:“近人由于对张居正的敬仰与同情,对这位‘磊落奇伟之士’的另一面三缄其口,甚至为之百般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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